《S.O.S》：来自沈阳发报房的抗战呐喊
九一八事变4个月后，楼适夷创作的独幕剧《S.O.S》在《北斗》杂志面世（第二卷第一期，2025-08-05），最初发表的版本标为“一幕”剧。
本报记者 刘臣君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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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署名“适夷”的独幕剧《S.O.S》在《北斗》杂志刊发。九一八事变4个月后，剧作家楼适夷将笔锋直指沈阳无线电台发报房，定格国难之夜的众生相。剧中，既有腐败官员逃亡的暗线，更有爱国职员以生命发出《告世界人民书》的明线。“强烈、准确、锐利，是匕首，是投枪”，以独幕剧的形式在有限时空展现宏大历史。
90多年后，这部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呐喊之作，其历史价值与艺术魅力依然历久弥新。
电波怒吼：沈阳午夜的抗战宣言
《S.O.S》剧本的“再发现”，要归功于辽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高翔。这部首发于《北斗》杂志的剧本，被收录在高翔2022年出版的《九一八国难文学沈阳叙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下卷中，得以回到公众视野。
署名“适夷”的作者即楼适夷，这位1905年生于浙江余姚的革命者，人生轨迹与民族苦难紧密交织。1926年入党，两度参与上海工人起义，1931年加入左联。1933年，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身陷囹圄，却未折其志。高翔讲述这段往事时，特别提到了鲁迅的牵挂。2025-08-05，鲁迅在致友人信中最早透露楼适夷被捕的消息：“适兄忽患大病，颇危，不能写信了。”狱中3年10个月，鲁迅多方设法营救，更在信中给予楼适夷堂弟深切的安慰与鼓舞：“来日方长，无期与否实不关宏旨。”寥寥数语，道破当时统治终将有期。
而《S.O.S》的诞生，恰在楼适夷入狱之前。九一八事变爆发4个月后的1932年1月，这部独幕剧便在《北斗》杂志震撼面世。高翔强调其经典性：“它不仅是抗战戏剧的代表作，更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很难想象，这部充满爆发力的作品，其创作背景正是山河破碎、强敌压境的至暗时刻。
剧本将舞台牢牢钉在“九一八事变午夜以后”的沈阳无线电台发报房。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郑永为对此激赏不已：“这一个小切口，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内，将九一八事变这一核心事件表现得非常直接、丰富、立体！”
剧中的7位职员的表现，构成了一幅抗战时众生相的画卷。剧中交织的明暗双线：暗线里，是官员的腐败与逃亡——朱师长发报转移私财和家眷，电报局长早已坐汽车逃遁。明线中，发报房里众生相毕露：有人寄望于国联调停，有人漠然吟诗，有人主张缩小事态粉饰太平。然而，以李、陆、周为代表的职员，最终选择以生命发出不屈的呐喊。
“替军阀老爷打家报”“为少数人做走狗”……剧中周职员的愤怒台词，至今读来字字如刀。当李职员高声宣告《告世界人民书》：“东三省的大陆上已响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东方大众的刽子手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第一个揭开了血幕！”——这一刻，发报房狭小的空间骤然接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格局。
郑永为特别指出该剧在艺术形式上的经典性：“话剧《S.O.S》采用了时间、地点、核心事件高度统一的‘三一律’这一经典范式……在有限时空展现浑厚底蕴的艺术张力。”聚焦于沈阳这个信息枢纽，将北大营的炮声、帅府的陷落、官员的丑态、民众的悲愤，全部浓缩于发报机的嘀嗒声中。
舞台烽火：从上海工厂到广西乡村的抗战号角
剧本诞生后，迅速化作舞台上的惊雷。1933年元旦成立的上海“三三剧社”，在其负责人杜宣的回忆中，《S.O.S》是他们排演的重要剧目之一，“经常到工厂或学校去演出……这种演出完全是义务的，自己走去走回。”
其影响力远不止上海。高翔翻阅当时的《文艺电影》杂志时发现，1935年，作家沈起予在广西指导一所新学校的剧团，也选排了《S.O.S》。他在《桂林公演记》中生动记录了演出盛况：四乡百姓扶老携幼，清早赶来；五里外小镇也有人提议参加。开演前担心嘈杂，结果却是“全场鸦雀无声”，每到台词精粹处，“大家才一起拍手起来了！”高翔补充道，楼适夷主持的曙星剧社和田汉的大道剧社，是中国左翼戏剧创作和演出的重镇，都曾在险恶环境下将《S.O.S》带到上海及江南农村，所到之处反响热烈。
郑永为颇为感慨地说，话剧《S.O.S》是抗战早期题材戏剧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海鸥剧社曾在青岛等地演出，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如今才得以一睹剧本真容。“话剧《S.O.S》对‘三一律’的驾驭，在中国话剧早期作品中同样具有代表性。二三十岁的剧作者以当时这种新生的舞台样式，不仅经典地反映了九一八这一个重大历史题材，塑造了舍生取义救亡图存的爱国青年的群像，在创作思维上也可圈可点，对中国话剧的发展和抗战题材的创作都颇具价值。”郑永为说。
时代回响：从历史文本到当代舞台的艺术新生
当年的剧本已泛黄，但其力量并未消散。高翔精准地指出了这部作品超越时代的核心价值：“《S.O.S》的价值正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政治呐喊，将科学理念（无线电）、国际视野（《告世界人民书》）与本土的苦难抗争熔铸一炉，实现了‘抗战戏剧现代性与本土化的有机融合’。”剧中李职员宣告的《告世界人民书》——“我们已经决定，用自己的力量，直接和帝国主义拼命去……全沈阳的工人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武装，我们的血，流得太多了，我们现在要喝他们的血。”——正是这种将中国局部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宏大格局中的先驱性书写。
郑永为则更着眼于其历久弥新的艺术生命力。他评价：“话剧《S.O.S》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髓，在有限时空展现了底蕴浑厚的艺术张力。”
郑永为以罗丹的雕塑《加莱义民》作类比，这座面对死亡的群像，有一往无前的坦然，也有恐惧与绝望。真实、合理、丰富、典型，也恰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精髓。“《S.O.S》舞台上的形象，有的只是寥寥数笔，人物特征却已鲜活毕现。有李先生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也有胡小姐商女不知亡国恨；有陈先生满腔愤懑气势威猛，也有官宦子弟王先生这种不抵抗的代言人。陆子明和周景云的感情线贯穿其中，最终，伴随事件的发展，陆子明决定放弃个人情感，毅然投身抗战前线，体现出艺术人物的成长性，也具有浓厚的感染力和强烈的感召力。”郑永为说。
郑永为提出了一个富有前瞻性的设想：“在细化并嵌入当代舞台语言的前提下，该剧在当代舞台‘复活’仍然令人充满想象空间。”
责编：周艺凝
审核：刘立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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